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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海风， 74岁， 130cm， 其他国家 埃及

发布于2014-07-16 04:45

坐火车，从哈尔滨回海口，要四天三夜。说是四天三夜，实际只有六十几个小时，因为第一天是黄昏时上车，第四天上午就到了海口。
去年年底才发现有这列火车，从最北到最南，纵贯中国大陆，又轮渡琼州海峡。想想，蛮有诱惑力，绝不是因为突然出现的“马航客机事件”而不敢坐飞机。
四天三夜的火车，是我一生中坐在车上时间最长的一次。还有一次，是两天三夜，从哈尔滨到北京。有人会说：从哈尔滨到北京，怎么会用两天三夜？告诉你，确实如此，所以我称它为我人生中的一次“奇特之旅”。
孤寂地坐在卧铺车上，列车轻轻摇晃，随着车轮在铁轨上跳跃，那“咔嗒嗒、咔嗒嗒”的声响像命运之神的呼唤，我便自然想起那两天三夜，从哈尔滨到北京，我人生中的一次最奇特之旅。
那时，我十六岁，是“老三届”的“老初三”。那年，毛XX已经六次接见红卫兵，早就传说要停止大串联，谁也不知毛XX还会不会再接见红卫兵。十一月初，我和同班的另外两个男生决定去北京，绝不能再等了！当时提倡“徒步大串联”，可从白山黑水走到北京，要到猴年马月？还是坐火车！
边陲小城还没有直通北京的火车，只能先到省城哈尔滨。
那天晚上的哈尔滨，记不得天空是否有星和月，只记得冷风在站前广场肆虐，寒风中数千学生在瑟瑟发抖。解放军把整个车站戒严，进京的列车早已满员，铁路的答复是：尽快安排车辆。全省想进京的学生都聚集在这里，学生们一遍又一遍的齐声高喊：“我们要见毛XX，我们要见毛XX！”解放军的人墙可是纹丝不动。
前几年，我的叔叔大学毕业分配在哈尔滨工作，奶奶就到了叔叔家。“大孙子，老太太的命根子”，奶奶总想我，我也得以每年最少来哈尔滨一次。所以，我对哈尔滨车站较熟。
我领着两个同学绕到车站东边的霁虹桥，从桥的东边溜下高高的土坡，只要从这桥下穿过去，就算进了哈尔滨火车站。
我们是站在十来米深的峡谷中，面前是黑漆漆的霁虹桥，它是由巨石和水泥制成，有三十多米长，二十多米宽；两个桥洞连起来像一张大嘴，中间那无数根粗大的桥墩却像如来佛的手指插在那里。通过桥洞望过去，一片密密麻麻的铁轨在红黄蓝绿灯光映衬下，显示出这是一个很大的火车站。我们的身后还是交错的铁轨，那是通向省内其它城市的。
在这座桥下穿过去，就可以进到站台。但，先要侦察清楚桥那侧是否有人把守。我们定了定神，鼓足勇气，贴着桥的北侧悄悄向前摸去。四周静悄悄的，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心在跳。眼看就要过桥洞了，突然南边有人高喊：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同时，一道手电光像利剑刺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三个吓得转身就跑，又退回到桥洞东侧。过了一会儿，听了听没有动静，我们又不甘心地一点一点往里蹭。看清了，桥西边南侧，有一个铁路民兵在背着枪站岗，好在北侧我们这边没有站岗的。
向里边硬闯吗？他离我们三十来米，不一定追得上我们，但我们三个初三小男生没这个胆量，况且他一旦鸣枪，难保里边没有人堵截。
我们进退两难，虽然进不去，但也不甘心再回到那毫无希望的站前广场去。
这时，我们的对面一列火车开过来，一下把我们和那民兵隔开。我灵机一动，回头对那两个同学说：“快跑！”迎着身旁的列车，我们向车站里边奔跑。鬼使神差的是，几乎在同时，我们身后又一列火车开出来，把我们夹在了中间。两列火车，一个要进站，一个刚出站，都不是太快，但两辆火车相距也就两三米！轰隆隆的车轮滚动声充斥宇宙，我们只感到血脉喷张，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……啊，这是一条只有两三米宽的生命通道，如果跑错一步，真不知去的是火车站还是火葬场！好在，从我们背后开来的这列火车是客车，在这漆黑的夜里，一闪一闪的车窗里那斑驳的光亮，使我们看清了脚下的碎石……啊，或许是老天爷可怜我们三个十六岁的初中生！
总算进到车站里，正有一列火车要进京。但，解放军已戒严，因为列车已严重超员；站台上，没有上车的能有近千人，都被解放军的人墙隔开。我们看到，列车确实人满为患，车门已打不开，里边满是人，就连厕所里，也挤了六七个；再从车窗望进去，那些人就像端午节锅里的粽子一个紧贴一个。这辆列车已晚点几个小时，谁也不知它什么时候能开走。虽是深秋，但是因为车里人太多，所以车窗都开着。
既然车窗开着，就应当能上去。我想到了办法，悄声叫那两个同学跟我走。我们远远地绕过车头，来到列车的另一侧。这边因为没有站台，车窗显得高出许多，我们两个人举起另一个，让他从车窗爬进去。车里人太多了，里边的人高声反对。谁管他！我推着第二个，第一个在上边拉，最后他们两个把我拉上去。抗议的人把我们的事告诉了站台上的解放军，但为时已晚……车上人确实太多了，两个人的座位，坐了三个，三个人的座位坐了五个，过道上人挨人、人挤人，想挪半步都难，行李架上躺满了人，每个座位下边或趴或躺也全是人——当然，是学生、红卫兵。没有落脚的地儿，我们三个只好手把着行李架，站在几公分宽的座椅靠背上，这倒好，没有人挤！这也提醒了那些嫌挤的人，每一个座椅靠背上都上来一个人——也只能上来一个，因为要手抓着行李架才能站得稳，有几次我困得不行就险些摔下去。那“大串联”，我是站在座椅靠背上进北京，啊，还有我那两个同班同学。真是“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”。
车上人太挤，正常的旅客很难下车。一对爷孙，到了站下不去，急得直叫，过了好几站，才在人们的帮助下，从车窗爬出去……
厕所里挤满了人，洗脸池不能用（那地方当然比厕所好得多），而且水管里没有一滴水，车上更没有食物供应。人们忍着，到了停车时，跳下几个人，把军用水壶灌满水，像上甘岭一样，大家传着喝；人们渴，但谁都不愿多喝，因为上厕所比喝水更难，特别是对于女生更是如此……
第二天白天，车过了山海关。对东北人来讲，这意味着“进关”了；同时，离北京也不远了。可，车到昌黎却不走了。
开始，人们并没有在意，晚点的列车经常会停下给别的车让路。可这次不同，停车时间太长了，根本没有启动的迹象。人们相互打听、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询问，谁都不知为什么停车。列车播音员终于告诉大家：今天，毛XX在北京第七次接见红卫兵；所有进京列车原地待命。
我们从车窗跳出去。昌黎，一个非常普通的小站，黄墙红瓦，两边是刷着白漆的木栅栏，远处就是昌黎县的县城。我们望着县城发呆，望着眼前的列车发呆；我们像一群无家可归的游魂，那列车像一条断了脊梁的老龙。我们担心的是：我们还是晚了一步，毛XX第七次接见红卫兵，还会不会有第八次？我们这趟列车会不会就此打道回府？
黄昏，我们又挤回到列车上，期盼开车；但列车播音员告诉我们——明天，毛XX继续接见红卫兵，列车继续待命。
第七次接见，是连续两天！这是不同于以往的，这会不会是毛XX的最后一次接见？这是每个人心中沉甸甸的问号。
啊，昌黎小站，我们这几千人，在你这里停留了两天一夜！第三天晚上，列车终于开动了。每个车厢都在欢呼：让我们进京，这就意味着，毛XX一定会接见我们！
这次（2014年）再经过昌黎，也是白天。我特意下车，看看昌黎。还是那个站台，还是黄墙红瓦，还是白栅栏，不过四十多年前，小站是孤零零的，而现在，它已在城中，周围是楼房和工厂。看着这块不大的站台，我在心里默默说道：自豪吧，昌黎小站，只要我们这些人还活着，就永远记得你！
我不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。大概是两三岁，亦或是三四岁。
我刚出生十几天，朝鲜战争就爆发了；我还不到半岁，父亲就参军，自然是要上朝鲜。记得奶奶多次对我说：“当时参军的，很多人都偷偷跑回来，就你爸犟，怎么劝都不回来，我就整天哭……也是，亏得你爸当兵，咱家才能从农村搬到城市！”
父亲没有去朝鲜，因为他当的是汽车兵，可他闻见汽油味就吐；他的字写得好，是高小文化，这在当年学历也不算低了，就留在汽车学校当了文书。所以，父亲并没有像其他学员那样培训之后就奔赴朝鲜。如果去了朝鲜，我们这个家，还真不知会怎样……
这样，我在幼小时，就得以到松花江下游的这座小城见父亲，当然是坐火车。坐火车的事大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两件事。一是，经过哈尔滨火车站时，站台另一侧，绿色车厢下，是几个穿着黄呢子大衣的高大军人，别人说：那是“老毛子（苏联人）”。二是，与我们同行的一位老太太（我们同村的），后来妈妈告诉我，妈妈把带的食物给那老太太，老太太谦让不肯吃，当她认为我们睡着了，却偸我们的食物。所以，我一辈子都讨厌虚伪之人。
这一辈子，火车似乎与我有特殊情缘。那是三年灾害时，我十来岁。我家人多、孩子多，妈妈是文盲，只能各处当临时工，主要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，还要供叔叔读大学。那时我家，酒糟、豆腐渣、豆饼、米糠、野菜、树叶、榆树钱、树皮，都吃过。我家那趟房前有七棵老榆树，都有十多米高，我在树上闪转腾挪，奶奶在树下心惊胆战；我后腰插一根木棍，木棍上绑一根铁钩，这样就可以把够不到的树枝折断，榆树叶和榆树钱成了我家的主食，不论是玉米粥还是窝头，它们占了一大半。（多年后，奶奶还不断地唠叨：那七棵老榆树，救过我们家的命！）可我最盼的，是夏天暑假时，在省城上大学的叔叔回来，我们俩一起去农村买菜。
我拿一条大布袋，叔叔拿两条**袋，钻进火车站，专找空着的货车。那么多列空货车，我不知哪一列会开，或开向哪里，但总有人会事先知道。铁路工作人员不许人们私乘货车，人们躲在各处，偷偷瞄着那一节节空车厢。（现在想起来，就像“动物世界”饥饿的群狮爬在草丛中死盯着远处的野牛。）火车头倒着开过来，随着“哐”的一声巨响，车厢在震颤，像多米诺骨牌倒下时一样，这种震颤和巨响一节一节传下去，直到最后一节。（货车，通常都是三十多节、四十多节，甚至五十多节。这种连续的震颤与撞击声，留在了我幼小心灵的深处，直到六十多岁还挥之不去。）人们从各处钻出来，抓着车厢外的铁扶手，攀到最高处，然后跳进深深的车厢里，铁路工作人员再怎么喊，已经没人理会了。
我就是那时学会了“爬上飞快的火车”，成了一名“小铁道游击队员”。其实，爬上开着的火车并不难，只要你跟着火车快跑，盯住那火车上的扶手，猛地跳起来抓住就行了；当然，车不能太快。而从开着的火车上跳下来，就难多了：你要身体前倾，外边的一条腿在前，跳下时一定要前脚先着地，然后后脚马上跟上，拿出百米的速度。这，其实是在“玩命”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是被“饥饿”所逼，也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根本就没有想到“死”这个字；放到今天，家家都是“小皇帝”，谁会为了填饱肚子去爬火车？
火车奔驰在三江平原上，它是到我们东边的一座煤城去运煤。一百来公里的路程，中间有许多小站，我们就从这些小站下去，再到大田找农民买菜。
啊，那一段路程，我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夏日的天空碧蓝如洗，阵阵花香随风吹进车厢，路边的绿野和大树被迅速推过来，又快速地扯到身后；时而火车头喷出一大团雾气，我们就像钻到天上被裹在白云里。有时下雨，我们就把麻袋披在身上，蹲在车厢一角，看那小煤渣随着车厢在轻轻跳动。
到农田里买菜，我们主要是买一些好装好运的，如茄子、土豆、豆角、大辣椒、香瓜、西红柿、黄瓜、青玉米。农民绝不会坑你，有秤的用秤，没有秤的“估堆儿”。我最喜欢的是去买香瓜，到了瓜地，你可以先吃、随便吃，然后再把你要买的瓜过秤，而先前吃的是白吃！这，是千百年形成的规矩。最令人感动的是，每个卖菜的农民那里，地里窝棚前都支一口大锅，里边是茄子炖土豆，或是土豆炖豆角，随便吃不要钱。我们这些成天吃不饱饭的人，掏出带来的窝头，把那大铁锅中的菜吃了一碗又一碗……那滋味真是香，虽然我们明知菜里没有放油和盐。
从田里再返回火车站这段路，是最艰难的。我背着一个大布袋。叔叔是背着一个**袋，他的手上再提着另一个麻袋，走几十米就要歇一歇；或者，他先背着一个**袋，走几十米放下，再回身去取另一个麻袋，三五里的路，要走几个小时。后来我大了一点，就与叔叔共同提着那另一个麻袋。那时我们最盼望的是，后边能出现一辆马车，或是牛车、驴车都行……
那一次，我和叔叔背着买来的菜赶到火车站，站台上黑压压一大片人，不知有几百几千。从煤城运煤的火车来了，人们不顾铁路工作人员的劝阻，把各自的麻袋背到车顶。这是名副其实的“大篷车”，三四十节的车厢，在煤堆上满是人和麻袋。火车嘶鸣着启动了，叫了几次，却纹丝未动——它，瘫在那里了！列车超载，火车头拉不动啦！铁路工作人员举着用铁皮制作的大喇叭，劝人们下车。可，谁肯？就这样，列车趴在那里，一小时、又一小时。饥饿的人们，就这样默默地与命运对抗……
不知过了几个小时，从煤城方向又开来一个火车头，从后面顶在这列煤车上。随着那“哐”的一声撞击声，“大篷车”上的数千人无声地笑了。中国铁路，容忍了饥饿的灾民！又或许，那个年代，没有那么多的城管？
黄昏中，两个火车头喘着粗气、吐着黑烟，向西——我们的城市——小心翼翼地奔去，因为敞篷车上坐着数千人吶！我们迎着夕阳奔去，那边是我们的家。那夕阳、那晚霞，那火车头冒出的黑烟和喷出的白雾，那渐渐隐入暗夜中的原野和江河，那人们脸上挂满煤灰的笑容，我至今历历在目……
在站前广场，奶奶把我们买来的菜再去卖，价格自然是翻了几倍。广场的一角，露天舞台上正在免费上演歌剧《红珊瑚》，我一边帮着奶奶卖菜，一边看那歌剧。至今都记得那之中的几句歌词：“一树红花出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……”这个剧在告诉我们：“牢记阶级苦、不忘血泪仇”。特殊的年代，特殊的场景，给我留下特殊的记忆！
提到与火车有关的记忆，自然要想到上山下乡。
1968年12月21日，我们登上火车，西去三千里，去那号称“高寒禁区”的大兴安岭。火车无情地开动了，它无视站台上人们恋恋不舍的神情，它无视车上人们欲语无言的思绪！不管你“悔不悔”，你只有这一条路可走！它开动了，再也转不回来，这就是历史！
就在这天晚上，在我们上山下乡的列车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各地新闻联播》播出了毛XX的最新指示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……”同学们欢腾了，女同学跳起了“忠字舞”，男同学唱起“语录歌”，这，似乎预示着：我们上山下乡这条路，走对了！直到深夜，同学们难以入睡。
几天后，夜里，火车到了大兴安岭深处，一个叫“三荣岗”的小站。一百多个男同学要在这里下车，而十几名女同学是到前边的“大乌苏”筑路队总部。
漆黑的小站，道岔间只有几盏红黄蓝绿灯，却看不到站台在哪儿。我们到行李车取行李，然后奔向几百米远的敞篷汽车。我背着硕大的行李，那里边满是母亲的牵挂——厚厚的被褥、各个季节的衣裤、甚至背心和短裤；怀中抱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木箱，里边是我精心挑选的书籍和文具（这箱子，是我准备当书桌用的）；还要提一个细线编制的网兜，里边是脸盆和一些日用品。（那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会在大兴安岭呆一辈子，谁也不相信还会回到城里。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网兜晃来晃去，碰在木箱上，发出刺耳的噪声——那单调的乐曲，伴我走上谋生之路……
路两旁是高耸的原始老林，汽车就像行驶在劈开的海底。没人告诉我们去哪里，没人告诉我们要走多久。敞篷车上，已经没人敢迎风站立了，那风像刀子，人们紧紧地挤在一起，棉帽耳朵全都放下扎牢；有人在跺着冻得发麻的脚，一个，两个，全车人都在跺脚。司机似乎不高兴，把车开得飞快，车在颠簸，有时人们跳起三尺高，有时又颠得差点坐下；有时人们一拥向前，前边的人被挤得嗷嗷叫，有时人向后倒，后边的人跌在行李堆上，脸盆压扁好几个……神奇的景象出现了，几十人呼出的哈气形成了一根粗大的气柱，腾上几十米高的夜空，随着汽车的移动，像一根白色的绳子扯着一只看不见的风筝。啊，这就是“高寒禁区”？此情此景，我第一次感到：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，我白活了十八年！
六十多岁的我，有关坐火车的特殊记忆，当然不止这些。
记得那是1989年。我调到海南，5月下旬动身，坐火车先到北京。那时，还没有黑龙江直达海口或广州的火车。坐飞机？不够资格，也没有那笔钱。
早就听说学生们正在XXX广场闹绝食，我自然是想去看看。可到了历史博物馆那个路口，就再也挤不进去了。不过，即使能进去，我也绝不会继续前行：人太多、太乱，那场面令人震撼，也令我忧虑；“四五”XXX广场的教训犹在眼前，快四十岁的人了，这点社会经验还是有的。
那天下午的北京，突然天黑如墨、大雨瓢泼，路上的汽车都打开车灯，连街上的路灯都不得不燃亮。这是我从没见过的，才是下午三点多，怎么一下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心中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，“是非之地不可久留”，必须马上离开北京！特殊时期，火车随时都可能停运，我可不会忘记昌黎小站那两天一夜！“没有去广州的车票。”只要是京广线，到哪里都行！“明天清晨，到长沙的。”行，只要能离开北京，长沙就长沙！明天清晨，那也不必再找旅店了，就在火车站蹲十来个小时！
清晨上了火车。车上人并不多，大部分是河北省及河南省的大学生，他们是来北京声援绝食学生的。邻座的学生们看我似乎不是普通老百姓，就与我讨论起“学生绝食”的问题，最后又变成了争论。我的主要观点是：第一，学生们这么闹，绝没有好下场；第二，学生们的本意是好的，但方式不对，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；第三，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，说打X谁就打X谁（如，在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大厅，挂起了“打X邓XX”的横幅），中国需要法制，中央需要集体领导，绝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“谁反对某某某，就打X谁”（刘少奇之死、彭德怀之死，这是国家之痛，且依然痛在我们心里）；第四，躲在学生背后的政客是最可鄙的，他们利用了学生的天真和幼稚，如果他们真理在手，怎么不去发动成年人？第五，学生们就应该好好在学校读书，他们还没有了解社会、感悟人生，他们并不清楚国忧在哪里、民忧在何方；把青年人推到风口浪尖，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；什么时候能让五六十岁的人们自由发表治国理念，那才算一个成熟的社会。我举出“五四”时的“XX门事件”，举出“四五”时的“XX门事件”，以及我这个当年老红卫兵的亲身经历，告诉这些学生：最后吃亏的总是学生！
学生们还在与我辩论，但他们的神情已黯然，因为我这个老红卫兵的例子摆在这里。他们问我：“即使被镇压，以后会不会平反？”我说：“那，只有天知道！历史是由后人评说的。”
事情果然与我预料的一样，我到海南工作还没有几天，就传来“平息XX门XXX暴乱”的新闻。我也不由想到，与我同车离京的那些学生、同我辩得面红耳赤的学生们，听到这消息，他们会是怎样的神情？
漫漫长路，故乡却是越来越远。旅途中，自然会思念亲人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甚至那些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。而每次想到都令我心痛的，是已故去多年的母亲。
我们家孩子多，我和弟弟妹妹们的穿戴，不论棉的、单的，都是母亲亲手缝制；有多少个夜晚，我们都睡着了，母亲还在给我们裁剪衣服，或是纳鞋底、做棉鞋。不记得是哪一年，父亲下班回来，不知对母亲说了什么，母亲叫道：“只有二分钱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！”原来，父亲每个月都要从单位借款，下一个月再从工资里往回扣，这已成了恶性循环；而这个月，扣完了欠款，就只剩了二分钱。屋里，母亲攥着那仅有的二分钱在凄厉地抽泣，父亲木然地站着，奶奶坐在炕上也是一脸的绝望与无奈；当时，我正在房门外，那凄惨的景象就像烧红的烙铁印在我的心底……
吃不饱饭的那几年，母亲在北边的啤酒厂当临时工。一天，不知她对门卫编了一个什么理由，把我领进工厂。那是一间高大、宽敞、潮湿的车间，地下还不断淌着水。妈妈她们穿着水靴，胸前是长长的黑色橡皮做的围裙，手上也是长长的胶皮手套，她们是在另一间屋子把成箱的啤酒装在车上，再推到远处。妈妈叫我蹲在一大排粗粗的铁管后面，不一会儿，给我送来一个饭盒，悄声对我说：“快吃！”我打开一看，满满的一饭盒白糖。东北的白糖是用甜菜做的，像面**一样，入口即化。我抓起饭盒里的小勺，飞快地挖掘，狼吞虎咽，不一会儿，一大饭盒白糖就都吞到肚子里，还恋恋不舍地舔着那饭盒底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又拿来一个大搪瓷缸，里边还是白糖，我三下五除二，那搪瓷缸又见了底。这时，有一个阿姨给我送过一杯水，看着我，叹息道：“这孩子，怎么饿成这样？”妈妈就站在我的对面，她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看到，她的眼里闪着泪花……啊，贫困之家的母亲，是这世界上最悲催的女人！望着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她们无可奈何、她们无能为力，只能偸点公家的东西来填补心中的歉意……那是我一生中最多的一次吃糖，似乎把一生该吃的糖都吃了；那也是我一生中觉得吃糖吃得最甜的一次，这之后几十年，当然吃过许多种高级的、价格昂贵的糖，都觉得没有那次的甜！可现在想想，空着嘴咀嚼许久，更觉得那糖是苦的，是那么苦，苦得我眉头紧皱、心痛欲裂！这些年，我一直为了生活奔波，离开了万里之外的双亲，现在老了，吃穿不愁了，有能力好好孝敬母亲了，她却早已不在……千呼万唤，就是喊破喉咙，她也听不见；想见她，只有我去找她；想孝敬她，只待来世！可，谁知有没有来世？
旅途像人生，过去的，再也找不回来。不同的是，旅途有明确的终点、有准确的到达时间；可人生，谁也不知什么时间、你会死于何处。六十多岁的我，漫长的路途中，有足够的时间，捋一捋自己这一生。
我这一生中，最得意与最失意，几乎是连在一起的。一九七七年初夏，我返城，到我的母校当语文老师（那个年代，我一个初中毕业生，竟然教高二的语文，想想自己都觉得荒唐）。这年年底，学校组织教研活动，首先在语文组进行：每一个语文老师给全校的语文老师上课，并且都讲同一篇课文，到时还有校领导和其它教研组的组长、副组长。我当时只想着业余的文学创作，并没有把这次的“公开课”当回事。而别人却是无比认真，那时还没有“教学参考书”之类，想怎么讲，全是你自己的事，有的老师为了备课，把《词源》、《辞海》都搬出来了。这“公开课”一节半小时，省去了课堂上的不必要环节。给全校的语文老师讲语文课，这可不同于给学生讲课，况且书记、校长一大帮领导，黑压压坐了一大排。那些讲课的老师，严肃、认真，又难免紧张，那表情、那声调，却像在开追悼会，因为那篇任人皆知的课文是《国际歌》。他们，有人讲字词，有人讲段落、主题，也有人讲写作特点。我是第六个上台的，三小时过去，下面的人有的昏昏欲睡了。我只拿一本书、一根**笔，笑着走上讲台。我像一个演员，抑扬顿挫地敞开喉咙：“今天，我们主要分析《国际歌》的写作方法。比如，第一句‘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’，如果换成‘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’，好不好？当然不好，这样，它的感染力就降低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五！”下边听讲的人来了兴趣，细细品味，他们认为我说的有点道理，所以并没有人去追究那“百分八十五点五”是否准确。这半个小时，我全是讲写作方法：这样写好在哪里？换个写法行不行？词与句的关系、句与段落的关系、主歌与副歌的关系、各部分与主题的关系；又从“巴黎公社”讲到“俄国十月革命”的十八国武装干涉，再到中国的‘土地革命’、‘解放战争’、直到建立人民**国，既讲到历史又联系到地理，既讲到文学又联系到政治。这半个小时，我根本就没有打开书，因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，对《国际歌》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别人讲课，都拿着教案，照本宣科，几乎一个字都不差；而我，眼睛一直看着下边的人，是信口开河，信马由缰，天南地北，古往今来，所讲的又都和《国际歌》联系在一起，并且不是讲课，而是演讲。我看到，书记和校长是满意的表情，教导主任和语文组组长是曾经教过我的，他们的脸上也带着笑意；我知道，这堂课，应该是能通过了。这之后，我“只拿着一本书、一根**笔上讲台，把书记和校长都听傻了”的事，传遍了校园。一个星期后，校领导宣布，我当语文组的副组长，来初三把关，而老组长是在高三把关。这年的中考，我们这所市重点校，超过了市里的另一所省重点校：因为，我押中了作文题。
这，应是我人生最得意之时；而最失意也接着来了。那是：我这个“千里马”反踢了“伯乐”一脚，“忘恩负义”的名声也立即传遍全市教育界。
我当副组长半年多后。一天，一位同事告诉我：“收发室，有你一封信！”我赶到收发室，里边有七八个人正在谈笑，见了我立刻没了声息，一个个表情严肃，却都用眼角瞄着我。我看到桌上那封信，上边赫赫的红字表明是《人民日报社》寄来的，但信封已被打开。我立刻明白了，那厚厚的信封里是给我的退稿。这之前很久，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，大概也就六七千字，题目是《校长和书记》，投给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。写的是某市的某个中学，不懂教学的女书记，大权独揽、嚣张跋扈、弄虚作假、骗取荣誉；而校长，却有职无权，无法从事教务工作。小说的最后，我问道：“校长和书记都是党员，为什么所有事情都是书记说了算，这‘一把手’才算‘党的领导’吗？”小说写的是化了名的城市、化了名的学校，但看过的人都知道，里边所写的那些事，就是我们这个学校。肯定有人把我的稿件偷偷送给女书记看了，我被“冷藏”了：在学校，人们再也不提我的名字，人们见了我，远远就绕开，就是走到近前也是扭过脸去，就当我根本不存在。半个月后，学校领导在大会上宣布，免去我副组长的职务，同时调我去教初一；而免职的理由却只字不提。年底，有人悄悄告诉我：“教育局传来消息，下学期，要把你调到别的学校。”新学期一开学，一纸调令，让我到另一个学校报到。我拿着这张小纸条，头也不回走出校门，此生，再没进过这个校门。啊，那是我的母校！
从市重点中学出来的我，到了一所普通中学，并且还是教初一。感受最大的不同，是学生的学习风气，课堂纪律太差了。我厌倦了教师工作，像个活死人，我讲我的，管你听不听。我也知道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误人误己，简直就是犯罪；所以，我要改行！
这后半辈子，我热衷于读古兵书，钻研业务工作，再不去碰什么“一把手”，以至后来什么时候学校实行“校长分工负责制”，我都不知道。可我知道，正是这“一把手”，是中国许多事情的祸根；他们没人监督，谁批评他们就成了“反党”，所以一些大大小小的“一把手”就成了“大老爷”，就离老百姓越来越远。“文革”的“极左”余毒，还远没有肃清！党内要发扬民主，实行“集体领导”，中国再也不需要皇帝，再不能硬是把人捧为“神”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，哪一个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除非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或是你也想爬上“神坛”……
啊，想的太多、想得太远了。东拉西扯，这篇散文未免太“散”了。
看，火车轮渡，过琼州海峡了！
艳阳高照，蓝天如镜，；海风阵阵，椰林婆娑；鸟语花香，人在画中！
魂牵梦绕的海南，我又回来了……

“ 南海风” 于2014•7•15 凌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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