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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行与摄， 70岁， 175cm， 福建 福州

发布于2012-03-07 20:56

数千年来，在中国(个别时期除外)从皇帝到民间对书一直是偏爱有加，重要位置显而易见，通常的说法有书中自有千钟粟，自有黄金屋……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我从来不曾去奢想过什么黄金屋颜如玉，看书在我只是当年的特殊需要。年轻时，书对我是不可或缺，比吃饭睡觉重要得多，不止是精神需要，明显是生理需要，如病如瘾如痴。不能总不睡觉，也不能不干活，此外我必须有东西要看——哪怕是在地上捡一个破报纸头。文革初期那个家从长春下放到全省最偏远的林区，我无处可去只能跟着，此后的十余年我便没有再进过一天校门(那里不是没有学校)，当然就没有老师和同学，自然也没有读书的机会和环境。为了那奇怪的生理需要，只好自己千方百计找书看，找任何机会看(可悲的是在很多时候好不容易买或借来的书只能偷偷摸摸地看)。
二十多岁是很容易兴奋的年龄。一架偶有借来的手风琴伴在身边，让我眯着眼睛傻傻地盼着天亮。如此，一本好书我也是肯定睡不着，睁大眼睛美美地连夜把她看完。尽管那些年头的出版物少之又少相当贫瘠，书店也是我几天不进就会难受又难受的地方。在买书与吃饭不能兼顾的时候，当然是喜欢的书必须到手——在我是脑子比肚子明显重要。正是这个重要的需要，使得我这个十余年没进过学校的呆子脱离了苦海又进了学校(当时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有恢复高考给我重生的机会)。感谢上天！
虽然后来的这么多年看书不再是生理需要，有愧的是数月不进书店也没有当年的那许多难受，但自己一个人吃饭必须有书(现在还有电脑)佐餐，否则就是味同嚼蜡，这个臭习惯一直保留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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