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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找媳妇， 52岁， 178cm， 黑龙江 齐齐哈尔

发布于2020-02-05 23:10

然而，民国史学界依然奉德国兰克学派和乾嘉学派的实证主义为圭臬，颇看不起钱穆的这些通论性研究。有人嘲笑钱穆：你不懂甲骨文，还搞什么上古史？也有人批评他写通史只用《二十四史》中的熟史料，拿不出冷僻的独家文献。傅斯年对人说：“我一向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字，他的关于欧美的知识，都是从《东方杂志》而来。”

因为受到主流史学派的轻视和排挤，钱穆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呆得并不愉快，《国史大纲》写成之后，他便回无锡老家省亲，以后游教于齐鲁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华西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江南大学、华侨大学，再也没有回北大，北大在抗战胜利之后复员北平，也不给他发聘书。

甚至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，虽然钱穆名气很大，但80多位当选者中，却遍插茱萸少一人，不见他的名字。钱穆很生气，从此与主流学界一刀两断，互不来往。严耕望说：“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，在意境与方法论上，日渐强调通识，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，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，隐然成为独树一帜、孤军奋斗的新学派”。一直到1966年，中研院举行第七次院士会议，许多人觉得钱穆再不是院士，似乎不是钱穆的耻辱，而是中研院的耻辱了，才将钱穆补入，一洗历史之缺憾，终于实现了考证派和通识派的大团圆。

钱穆考据学出身，以通识派为旗帜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家。在通与专之间，究竟孰重孰轻，他有非常自觉的看法：“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，要做专家。事实上，通人之学尤其重要。”余英时说：究竟通还是专，从来是一大难题。若按照西方的分类，选一专门的范围进行窄而深的研究，未免给人以牵强和单薄之感；如果过分注重通，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之路，又是研究者的精力与时间所不能容许的。钱穆先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“以通驭专”的道路。一般人视他为学术思想史家，其实他在制度史、地理沿革和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，有专门论述，且能将它们融合贯通。读钱穆的著作，即使是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著，的确有一种左右逢源、视野宏大的感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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