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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找媳妇， 52岁， 178cm， 黑龙江 齐齐哈尔

发布于2017-12-13 21:30

15世纪，欧洲人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。葡萄牙的探险家达伽马于1497年扬帆起航，第一次到达印度，开辟东方航线。之后，葡萄牙的船队在中国南部的海面上逡巡徘徊。留存于记忆中的赛里斯和契丹，即将显露真容 。

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实行海禁的明王朝，葡萄牙人几番努力也只能在广州、澳门等有限的港口城市进行贸易，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。香料、生丝、瓷器、家具、茶叶，这些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商品，却是西方人眼中极具异域风采的奇珍异宝。

葡萄牙人因此攫取丰厚利润，其它各国也随之加入这场寻找东方神州的探险游戏。这是一场令整个欧洲为之沉醉的贸易狂欢。伴随着印度洋的季风，千帆竞发，来自荷兰、英国、法国等国的一队队商船驶向东方，踏上梦寐以求的神奇国土，进行季节性大采购，最后满载而归。

在17至18世纪，航海贸易的黄金时代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，有缘目睹那些富有艺术价值的中国产品。精妙的工艺，奇异的造型，迅速改变着他们的审美趣味与生活风尚。特别是物品上栩栩如生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风景、人物、神话、风俗等图画，更成为欧洲人实实在在感知中国的文化缩影。

东方贸易引发的这场中国时尚，不再是基于文字的模糊想像，深埋在西方文化基因的“中国情结”终于有了物化的落脚点。有学者说：“我们每天吃饭的青花瓷碗提供了中国风景的最初一幕。”欧洲人更以模仿中国为荣，贵族们逐渐养成饮茶的休闲习俗，手工匠人们开始探索瓷器的制作秘诀；在绘画、器具、建筑、园林等艺术设计领域，中国元素更是层出不穷，融入西方生活的每个角落。


十七世纪，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传教士利玛窦将《论语》译成拉丁文，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，以后转译成其它文字在西方流传。
使臣和传教士的汉学热
毕竟，一匹绸缎的色泽，一枚瓷碗的花纹，一片茶叶的味道，所能传达的文化信息是片面而浅显的，人们还需要更系统、更真实的描述认识中国全貌。

大航海时代带来的贸易热潮，也促使更多的外交使团、传教士来到中国。他们有着渊博深厚的学识和修养，对中华底蕴也有着比马可波罗时代更为深刻的感受。

1517年，葡萄牙国王派出了使臣皮雷士前往东方。这位历史上第一个拜访中国的使臣非但没能觐见明帝，反而被关进广东的监狱。大明朝严谨的司法制度却给这位特殊的囚徒留下良好的印象，因而，他以敬佩的心情把亲身经历写成书信，偷偷寄出中国监狱，送到海外。

约60年后，西班牙的使臣达拉较为幸运，在福建盘桓两个多月。他购买了百余种中国图书，并请人翻译，作为他考察中国的可靠资料。返回欧洲后，他便撰写回忆录《中国札记》，并在书中首先确证，中国即契丹，亦即大明。在这部回忆录的基础上，从未到过中国的修道士门多萨遍览群书，完成欧洲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全景的文化巨著。

在中国艰难宣教的传教士们，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贵族与士人的生活，努力学习汉语和礼节习俗，意外成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。1583年，耶稣会士利玛窦踏上中土，很快获得明朝官员的尊敬，获准长期居留，直至客死他乡。多年的中国生活以及中华典籍的阅读积累，让他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，并为之赞叹不已。他更认为，中国的伟大是举世无双的，柏拉图《理想国》里叙述的理想早已在中国付诸实践。

利玛窦身后留下一部手稿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，展示了一个地大物博、文明繁盛的中国，成为当时介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。而他的传教经验，也引起欧洲关于如何在中国传教的“礼仪之争”。传教士们纷纷撰文著书，翻译中国经典，努力把自己对中国的见解告诉欧洲人。如此，更为深层的中华传统文化大规模输入欧洲，西方“汉学”就此兴起。

至此，欧洲人以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，认识到在海平线之外，一个富裕、祥和的中国竟如此传奇迷人。 这个发现让他们欣喜、陶醉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一种叫“中国风”的艺术风格即将华丽登场，在欧洲各地绽放出中西合璧的瑰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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