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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找媳妇， 52岁， 178cm， 黑龙江 齐齐哈尔

发布于2017-12-01 17:52

2017-11-27 20:36:45 凤凰文化 侯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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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作为一国之都，北京推出的各种政策和态度往往是受社会关注的，一定程度上得令大众信服，这不仅是对社会负责，还是对过去那个有人情味儿的老北京的一种传承。在过去，北京还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，养穷人的地方。由于环境和人口因素，北京给许多人提供了多种就业的可能性。无论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，还是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奋斗十多年的中年人，北京的服务体系就这样被日常的各类普通人支撑起来了。

即使是基础设施不那么发达的过去，在老北京卖黄土、卖小吃、卖艺唱戏的人比比皆是，这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。穷人的生活在温饱边缘，但不至于绝望。老北京里南来北往讨生活的人，不论贫富与阶级，都生活在胡同里，不论有钱没钱，都讲礼义廉耻，都一样喝豆汁儿。或者就算大家都不宽裕，也愿意互相拉一把，过着简单饱腹的日子。

倘若这里都容不下穷人了，那么其他地方呢？中国走过弯路，人人都穷过，做人不能忘本，不能没有体恤，更不能张嘴“何不食肉糜”，尤其是读书人。



陶渊明说“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”。他还说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。”可当不义之事，贫穷之苦出现于号称王道乐土、首善之区的北京时，只怕我们每个人要既忧道，又忧贫。

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贫民窟，若非要将贫民窟比喻为城市的癌症毒瘤的话，那这个毒瘤千万不要动刀割掉。割掉会癌细胞扩散，城市的问题会更大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不能失去道义。

“忧贫”并非忆苦思甜，而是尊重历史。因为在过去，北京还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，养穷人的地方。

穷人生活在温饱边缘，但不至于绝望

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的职业，如卖黄土的、卖瞪眼肉、换取灯儿的、倒卖果子皮、二货茶的。卖黄土的人是找个板儿车，到城墙根儿去“上班”——找城墙上没砖的地方，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。说不好听了是破坏公物。但一天拉两车黄土，起码能有饭吃。

卖瞪眼肉的，是马路边上一大锅，里面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，论块卖不能挑，先吃后数签子结账。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，好挑一块肉多的。换洋取灯儿（火柴）的多是妇女，你给她破烂，她给你取灯儿，等于是变相地收破烂。这样她能稍微多赚一点。

再有是卖果子皮的、卖二货茶的。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可以攒多了卖给这类小贩，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。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货，晒干了接着卖。最底层的小贩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玩意儿，三倒腾两倒腾，拼着缝赚出那点嚼谷，实在可怜。但小玩意没成本，起码能赚个仨瓜俩枣的。

还有那些卖干劈柴的、卖布头儿的、卖梳头油的、卖草帘子带狗窝的、卖估衣的……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。旧京有白面房子、有最下等的土窑暗娼，街边也有坑蒙拐骗，也有摆着桌子写着“吃馍当兵”的**征兵处。当了兵就给两块钱，不少一无所有的人以“当兵”为生，入了伍找机会就跑，换个地方继续当。



民国时候，各地若有灾荒，人会出来逃荒，河北一带多会逃到北京的郊区县城伺机而动，若能混则到北京试试运气，不行则退守乡里。一些人进了永定门，有的人家在大路旁打个简易的棚子，摆个小酒摊儿，卖上几种自制的豆腐丝拌萝卜皮，就能把小摊位支起来谋生了。

刚开始连荤菜都卖不起（没钱进货），后来会把小酒摊儿做成大酒缸二荤铺，以卖给南来北往赶路的、赶大车的。这样的摊位没什么摊位费可交。哪怕是小孩儿，也可以挎个篮子去卖半空儿（花生米），卖臭豆腐、打粥。而他们平常也吃不饱饭，只能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，或者偷别人家院子里的枣儿，连雪花酪都没吃过。

侯宝林、关学曾等老辈儿的曲艺人，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。但他们学了曲艺，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。演得稍微好些，能进杂耍园子、再到进剧场，还能成名成角儿。另有京西的煤矿，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，学徒工四毛，若没有休息日的话，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。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，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。

国民政府南迁以后，北京改叫了北平，房价物价都不高，能解决贫苦人的吃肉问题。如北京小吃。小吃多是价格低廉、便于携带、有刺激性的味道。不论好吃与否，定能果腹。

卤煮、爆肚、羊杂碎等都是动物内脏，起码它是肉；大凡***、北海与颐和园等，门票都不算高；天桥一带的曲艺表演，多是分时间计价，一刻钟打一次钱，每次打钱不多，五十年代也就是几分钱。因此不论穷人富人，都一样吃小吃，逛公园，听曲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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